上海历来是不下雪的。
冻得狠了，也最多是钻心蚀骨的冷，像是要将你骨架子剜出来，再泼上一盆冰凉的冷水。
这种冻法在南方是很常见的，它教你整个人都蜷缩起来，直不起身骨。
天上不下雪，甚至云层后还挂着太阳。
但若是一旦下雪，那寒意却会比从前透骨千百倍。
在我的记忆里，上海的冬天没有下过多少场雪。最多是细小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飘一半，化了，融在雨里，又多一层的寒凉来。
唯独1931年2月14号那场雪，半个巴掌大的雪花携裹着冰粒从天上狠狠砸下来，铺天盖地，教人没有一丝的退路。
我与纪先生相识于1931年。
风雪太大，电车停驶，整片上海几乎陷入瘫痪。大雪压垮了许多电力设施，路面积起半指厚的雪，大街上赶着去上班的人顶着寒风面面相觑。
大多家里都燃着火炉，喝着烫口的茶水。我见过冻死的人，那是在两三年前的北平，雪下得比上海还大，有无数人从不同的地方逃往北平来，又浑浑噩噩冻死在大街上。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在街上看见躺着的人。有的人走得体面些，被带去草草埋了；有的没有地儿了，就用破草席子一卷，随便丢到哪个荒郊野岭去。
心冷得像块冰。
可老人常说，冻死的人临死前，浑身都是暖洋洋的。
家里只在北平呆了两个月，在春天来临前搬离了那里。后来在回上海的路上，母亲旧疾发作，离我而去，我在这天地间，终于成了孑身一人。
我曾以为看过了那些死别，我能很坦然地面对生死。直到母亲下葬那日，我才恍惚觉得，我从前有些过于高估了自己。
而当我清晨出门，再次看到面朝雪地砸进去的纪先生时，我选择带他回去。
一整片白皑皑的雪地，只躺了他一个人。衣衫单薄，后颈青紫，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招呼来仆人，给他盖好衣衫往院中抬。
这世道，早就没人能独善其身了。
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整个埋在了雪地里。我总觉得我该救他，哪怕是救不过来，也要试一试，总不能给自己心底再留块疤。
尚哥想说，救不活了，我们找个地方，给人埋了吧。
但他看见我站在风雪里的背影，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吩咐仆人将纪先生抬去偏房，烧水，烧了一大盆。尚哥怕我一激动自己上手了，先我一步进房门，门窗紧闭，点燃火炉，将冻得僵硬的纪先生丢进热水盆里，泡了整整一个时辰。
仆人们进进出出，我站在门口看着，天上的云层很厚，看不见有没有太阳。
风很大，老枯树已经吹断了好几株、雪也很大，填满了院里的喷泉水池，溢出来，跌落在地面上，又摞起来，似乎能把所有污浊都掩埋个干净。
雪越下越大，像是要把从前没有下下来的雪一并下个干净。
庆幸的是，我从老天爷的手里抢回了纪先生。
而他的眼神，幽深，死寂，比这一场暴雪还要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