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10点，研讨会在这家五星级酒店的大会议厅，准点召开。
加尔福特教授得到了一个第二排靠中间的座位，卡着点来到会场。
这已经是最好的一批座位了，因为第一排需要安排一些工作人员和托。
今天会议的主讲人是京都大学考古系的山下武久教授，加尔福特对他也很熟了。
司仪说过开场白之后，山下武久教授就直奔主题。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代表京都大学考古系，以及博多市博物馆、博多考古学会，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
长久以来，在学界存在较大真伪性争议的国宝级文物、‘汉倭国王印’，近日迎来了两项重大的证实性证据。
首先，我们借着本次博览会，邀了东方国的江南州博物馆，提供‘广陵王玺’用于借展，与此同时，我们两国考古学家，就两件文物的形制、款样进行了精确比对研究，认为确属同一时代的产物，甚至可能出自同一个匠人。
其次，我们借助了东方国相关专家提供的、代表目前全球C14同位素丰度鉴定的最先进技术的AMS、即离子加速器质谱仪。经过我们的严密实验验证，证实‘汉倭国王印’年代为公元50年左右、正负误差20年。
下面，我们将公布详细证据……”
山下武久侃侃而谈，后面都是些又臭又长的技术细节。
而台下的加尔福特教授，听到这儿已经有些懵逼了。
“什么？东方国的人居然造出了正负误差才20几年的C14同位素测定仪器？我们斯坦索姆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还在用精度误差至少正负150年的呢！这不科学！等等，我要仔细听听这里面的细节……好像听不懂，不管了，先把核心要素记下来。”
他也不敢贸然反驳，只是先奋笔疾书把一些他能听懂的要素整理到纸面上，然后让自己的助手把他听不懂的那部分也全部记下来，或者在刚发的会议提纲上摘一下。
然后加尔福特自己就拿出手机，匆匆跑出会议室，到门口打国际长途去了。
“威利！你不是暑假前还跟我说，世界上精度最高的C14同位素丰度测量仪，是你们公司生产的么！你知不知道目前世界上的最高精度是多少？”
他打电话的那个威利，原先也是斯坦索姆大学的教职人员，是搞原子物理的，不过最高职称只爬到过副教授。
后来，人家发现自己搞学问真是不在行，但是找圈内资源倒是很牛逼，于是就下海加入了一家精密仪器公司，专职往曾经的母校倒腾实验设备。
加尔福特那个研究所用的测量仪，大多数都是问威利买的。如今出了问题，当然也要找他反映售后了。
电话里，威利并不知道现状，当然是继续厚颜无耻地忽悠：“当然，加尔福特，我可是一直把最优惠最好的东西卖给你的。MIT的人问我要货，待遇都没你好。”
事实上，是他根本没本事往MIT卖什么高精尖设备。MIT也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掮客，凭什么好处让另一个圈子的人赚。
加尔福特不忿地说：“但是我今天在博多参加一个研讨会，看到扶桑人在宣传一款东方国的鉴定仪，精度比你的高七八倍！”
“这不可能！”
威利的反应跟加尔福特半小时前如出一辙，听起来那么的义愤填膺，完全不像是装的。
“这厮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就是演技实在太好了。”加尔福特教授在心里给对方下了一个判词。
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目前的首要目的是先搞清楚扶桑人用的设备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结论是否可信。
加尔福特教授就开始逼问：“我刚才记录了对方说的新技术主要原理，你帮我查一下，如果按照这个路线，是否有可能做出精度那么高的东西。”
说到底，还是考古学界跟物理学界的信息脱节太严重了。就算平时考古学教授们也经常查论文，也不会想到跨圈去检索物理类的设备论文。
威利在电话对面嗯嗯啊啊地记录着，表示立刻帮他查行业前沿。
“你快点儿，我希望在上午会议结束前接到你的回电！”加尔福特说着就挂了电话，然后继续进去听讲。
大约一小时后，威利就给他回电了。
“加尔福特教授……东方国人的尝试，恐怕是真的，我们已经检索到一些他们7月份时候写的成果，这个月的某些期刊上才刚刚登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曾经也评估过，这种研发会用到离子加速对撞机的设计理念，耗资极为巨大，花费上亿美金才有可能研发出来，东方国的人怎么可能下这个血本？
因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在设计上确实借鉴了粒子加速对撞机的思路，但最终偷工减料、或者没有达到设计指标。具体参数，应该是吹牛的居多……”
威利这番话，着实害了加尔福特教授。
因为他没有说实话，而是疯狂注水了。
首先，他把研发成本说得虚高了，哪怕只要七八千万就能研发出来的，也说成至少一亿多。
然后，他诋毁中方的设备，也是担心自己的公司将来在卖同位素离心分离仪时，会卖不出去。
反正吹牛逼骗一骗、先稳住客户，也不算什么多损阴德的事儿，当然是先骗了再说。
加尔福特：“那我们该怎么质疑对方呢？我其实不关心原理，我只想知道谁的设备最好。”
威利：“你可以这样反驳和质证他们，我给你整理了几点，你方便收电子邮件或者传真么？”
加尔福特：“邮件吧。”
很快，一封电子邮件就发了过来。
加尔福特准备借着这份邮件，再去验验货。
……
会议现场。
山下武久教授的一些考古成果，已经介绍完了。
毕竟学术研讨会也开了两个小时了，如今已经临近中午，再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安排客人用自助餐了。
此刻台上的上午最后一位分享学者，正是顾玩，他是负责介绍这次研究所用的仪器和数据分析的。
加尔福特刚才在外面打了很久电话，所以之前一直没注意到顾玩。此刻看到台上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年轻人在当主讲人，不由又是一惊。
“居然这么年轻？东方国方面，怎么会让这样乳臭未干的人主讲？不会是个什么高官家的孩子，来混资历的吧？果然，没有我们大洋国那么学术透明。”
加尔福特一看顾玩的样貌年龄，直接就以最坏的恶意往阴暗处揣摩了。
不一会儿，顾玩讲完一段，进入提问环节，加尔福特就率先站起来找茬了。
“这位……顾先生，对于报告中提到的C14原子分离个数的称量，我有一个疑问。你们是如何做到吧C14原子个数误差，降低到十几个，甚至个位数的。据我所知，目前最大的业界难点，就在于分离出的C14原子个数的确认。”
加尔福特教授满以为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能让很多同行共鸣。
然而，那个场景并没有出现。
仅仅两三秒之后，他的直觉就让他感受到，有很多股奇怪的目光，在看着他。
“难道自己质疑得还不够专业？”他不由有些心虚。
这种氛围，这种气场，他好像原先从来没有经历过。
顾玩在台上，却是好整以暇，他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气定神闲地先环顾全场，反问道：“还有谁持有同样疑问的么？看来，是我刚才的讲解，不够透彻了，没有照顾到部分听众的理解力。”
台下大多数人都没举手，过了至少五秒钟以后，才稀稀拉拉有七八个人举手。
考虑到主会场有一百多个听讲宾客，七八个人举手已经算很少的了。
顾玩这才点点头，和颜悦色地回答加尔福特：“请注意，我们分离C14原子时，并没有采用称量法，而是用了电离法、以及后续测定C14离子团的总带电荷数量。这明显能比称量法精确至少一个数量级。”
加尔福特：“可是你如何确保C离子能够全部、充分的电离呢？C元素是4价元素，比较稳定，要确保100%电离，这需要很高的电势。”
顾玩：“您是不是忘记注意前面一项指标了：我们的法拉第管工作电压就有100万伏，而最后的原子团电势测量环节，与加速用的法拉第筒，采用的是同一电源，这还不足以确保绝对电离么？”
加尔福特不知道再怎么问，于是下意识看了看自己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电子邮件。
顾玩却笑了，他大胆地追问：“这位教授，您刚才的疑问，倒不像是考古学界的人提出的，我怎么觉得像是那些做离心分离器的厂家的固有技术偏见呢，比如，加州仪器……”
“你怎么知道？是威利告诉我的。”加尔福特心中剧震，不由脱口而出。
满场短暂的沉寂，随后是压抑不住的嗤嗤暗笑。
没办法，考古学家其实不太需要太高的情商，因为他们都是跟文物打交道的，工作环境也大多是艰苦的田野调查，所以社交智慧和圆滑程度比其他文科大学教授差一些，也很正常。
但是，此时此刻，把这种话说出来，难免给人一种司马昭问刘禅为何乐不思蜀时的画面感：
刘禅面瘫背诵郤正教他的台词“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而司马昭仅仅一句“此言怎如郤正所教相似？”怼回去，刘禅就下意识承认“正式郤正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