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作为南明统治者而言，要是信了多尔衮的鬼话，那就太愚蠢了。
此时的形势是清军一家独强，南明、李自成、左良玉、张献忠等各方势力均不如清军。
当然，这时不包括安南的杨子正，只是分析中原四股势力的强弱。
那么强弱很明显，作为弱势一方而言, 最务实的做法是弱者联合，干掉强者。而如果弱者选择跟强者联合，那么灭掉其他弱者后自身也就难免被灭。
可惜啊、可惜，不管是正直的史可法还是奸诈的马士英，他们都没有这种眼光。
在接到清军的檄文后，南明朝廷上下对清军充满好感，决定同清朝议和。
顺治元年七月初五, 南明以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使臣, 携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 北上求和于清，并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
谈判前，南明内阁议定的谈判底线为：
一、于天寿山设园陵，重新安葬崇祯皇帝和其皇后；
二、南明可以向清朝献岁币，以每年十万两白银为限；
三、南明对清朝的国书应以古可汗称呼，不称皇帝；
四、使节礼仪应遵会典，不必屈膝。
这要的条件真让人无语，现在的南明可不是赵构的南宋，赵构在南方站住脚后迅速收拢兵权，下面带兵的都听他指挥，他的南宋基本上控制了淮河以南地区。
而此时的南明，其实际控制地域只有江苏、安徽而已。你的政权连块像样的地盘都没有，有什么必要去谈判呢？
既然自己的政权都不稳固，献岁币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在这时去找清朝议和是相当愚蠢的，然而既然做了就得捞点实在利益。对于南明而言, 最实在的利益就是扩大地盘。
联合清军，商量好, 你打哪，我打哪，打完了怎么分地盘。
可是呢，这份谈判书的第一条是安葬崇祯，第二条是给人家钱，第三条是确定双方的称呼，第四条是外交礼仪，实打实的东西一点没说。
其实南明朝廷中还是有明白人的，这个明白人就是谈判代表团团长左懋第。
左懋第是个有基层经验、有做事方法、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人，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这种方式跟清军议和。
左懋第认为，议和可以，但必须有武力后盾，即：
“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议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通俗点说就是，谈判谈出来的和平并不靠谱。南明需要有渡黄河作战的能力，才能守住黄河；能守住黄河，才能跟清朝谈划江而治的事情。
而要想渡河作战, 左懋第认为应“收拾山东，为使臣声援”，即派兵收复此时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山东。
然而左懋第的建议报给南明朝廷，虽然有人赞同，但是没人实施。其实即使想实施也没法实施，南明的军队大半在江北四镇，四镇的兵南明朝廷根本调不动，还怎么“收拾山东”？
就这样，这支谈判代表团在混乱中踏上了北上的路，也是一条不归路。
八月十五，代表团渡黄河，派人先去联系吴三桂，准备封他为蓟国公。然而吴三桂表示自己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不能再接受南明的册封。将册封诏书封存，交给了多尔衮。
左懋第一看这个态势，感觉北上谈判的意义不大，就开始在山东沿途招抚原明朝的官吏、士绅。
可是由于左懋第率领的只是一个谈判代表团，既无钦差的便宜之权也无调兵的军权，所以对山东当地的官绅，他既无法委派官职也无法派兵驻守，导致当地的官绅在不久之后大面积倒向清朝。
其实就从南明派出代表团向清军求和的那一刻起，南明就输了。
南明的决策者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手中最值钱的牌是哪一张。
南明最值钱的地方在于，它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继承者，他们的名分是最正统的。
打着大明的旗号，他们依然可以号召天下士绅、故明官吏，在没有被战火摧残的东南地区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现在呢，南明主动向清朝求和，主动承认对方的政权地位，主动承认双方之间的国与国关系，主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割据政权，主动请求苟安一方，这一系列主动，为多尔衮解决了一大堆难题，特别是清军占据北方的合法性问题。
你正统继承人都承认我的身份了，我还怕什么呢？
但是多尔衮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满清与汉族的发型与服饰不同，这很容易造成相互的排挤，不利于融合。
那怎么办呢？只能有两种办法，一是满清顺应汉人的发型与装扮，二是汉人学会满人的发型与装扮。
多尔衮绝不能让满人学汉人啊，自己满清现在可是统治者，哪有统治者向被统治学习的？
所以，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
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
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这个强烈反对也是够强烈的，这让一些官兵与达官贵人开始抗拒及逃离。
于是在大清的朝堂形成了激烈的讨论，一帮投降的汉臣们据理力争，说现在还不是剃发易服的时候，因为大清的根基不稳，南明、大顺、大西还没有灭，不能把民心推向了敌人。
于在激烈讨论后，二十四日，多尔衮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
到此，多尔衮的第一次剃发令无疾而终，但多尔衮会就此罢休吗？当然不会。
满清占领北京，北方就此全都归顺大清了？当然没有。
清廷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