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完私事以后，张田林才重新收回心思，开始打理公事。
其实剩下的局面一目了然，在大明的腹地，李自成根本不是孙传庭的对手。
历史中孙传庭的最后一战，也差一点把李自成的队伍给打散，可惜造化弄人，由于崇祯催得紧，加之天公不作美，导致道路泥泞、粮草运输队伍跟不上，才最终令孙传庭败北。不然谁胜谁负还是一笔未知数。
也就是说，李自成打不过孙传庭，而孙传庭搞不过崇祯，最后崇祯又弄不过李自成。
这是一个老鼠怕猫、猫怕大象、大象怕老鼠的命题。
现在好了，崇祯这只大白象变成了江小白，问题迎刃而解，孙传庭躲在潼关养精蓄锐，和躲进开封的左良玉所部相互照应，害得李自成迟迟不能北上。而在历史上多次假投降的张献忠也无可奈何，局势如此的不明朗，哪还敢亮出‘大西’的旗帜？再这么等下去，假投降都快变真投降了。
前几日李自成还派遣使者来数落他，问他到底是明廷的人，亦或仍是起义军。
张献忠本想阐明自己‘义’字当先的本质，可谁想北方传来消息，明廷居然把清国给打得‘一战回到解放前’。而且那支号称三月灭清的王牌部队克日即将班师回朝，不用说，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起义军。
这件事害得张献忠几日来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皇帝梦真成了‘春秋大梦’，还是安安稳稳当个明廷的降将吧。
他这么告诫自己，可有一点还是搞错了。明廷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他们。
在跟杨嗣昌汇合后，张田林马不停蹄，果断出击西平堡，将正在围攻那里的清军打得七零八落。
而后他又在那里对不断壮大的军队进行了改编。末了，根本没有带着部队回京的意思，倒是跟市井流氓一样，打起了‘趁他病要他命’的算盘。
一个月后，他率领十五万大军，再度近逼盛京。
由于八旗之中，两支HUANG旗（上旗：被皇帝直接领导的旗）已遭到毁灭性打击，真正的大权无形中落到了多尔衮手中。
皇太极出事之后，根据刚形成的祖制，由六位亲王出面主事。
按位阶高低分，第一位是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的次子，论资历无出其右，但年事已高掌握的军队也在此前大战中损失过半。
第二位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本在两支‘上旗’做事，属于皇太极的嫡系，现在就一光杆司令。
第三位就是睿亲王多尔衮，正白旗旗主，此前的战斗中虽遭受损失，但实力尚存。
第四位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功勋卓著，不管是立长还是立贤，似乎都跟他有缘。可惜在坐上皇位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比自己更牛逼的对手，注定没这命。
第五位豫亲王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同母弟。
第六位郡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同母兄。
从这份名单上来看，似乎已经没必要再做其它阐述了。历史中的多尔衮也曾面临这样的局面，只可惜当时两支‘上旗’的实力很强，只认血脉不认他。才最终导致多尔衮要扶福临（顺治）上位。
为什么是福临而不是豪格？这种问题问的毫无艺术性。用一位家长的眼光看：一个是距离‘更年期’仅一步之遥的‘孩子’；一个是尚未进入‘叛逆期’的‘孩子’，收养哪个以后会更亲近一些，或者说更容易掌控一些？
在很多方面，皇族考虑问题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大明劫副本不是历史，面对全新的局面，多尔衮还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先立福临为太子，稳定政局。接着再拉拢全体吃完败仗的旗主们，集中兵力想顶住明军的临门一脚。
至于张田林这边倒是很文明，先派遣使者进入守备森严的盛京，进行了初步交涉。
而那些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使者，个顶个的有胆有识，主要有皇太极这件‘防弹衣’在，都变得有恃无恐。进入盛京地面后，更是摇身一变，连走路都带风，威风。
跟现实世界中搞拆迁的工作人员有得一拼。不仅行为举止像，连本质工作都差不多。他们所交涉的话题其实就是要向对方表明：你们现在待着的地方是大明的领土，而介于此前一直存在着——拖欠土地租赁费严重，时不时还对房东及其他住户拳脚相加等恶劣行径。现由拆迁办大队长张田林出面，希望能帮助各位挪个窝。
不想走？也行，但必须裁撤国号并实行‘绞辫令’和‘养发令’，除佛祖的门徒以外，一个月后一律不得看见光秃秃的脑袋，也不准男士蓄辫。若是天生秃头，那就自谋多福吧。
政治军事谈判在某些方面和谈恋爱差不多，谈到入心处，免不了出现干柴烈火的现象。眼下多尔衮和众亲王就当场发起了雷霆之怒，摔杯子摔碗，就是不见动真格。
因为他们都明白，现在皇太极还在对方手上，若是斩了小小的来使，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使者们也不是空手而来，他们还带来了几幅主角跟皇太极颇为相像的人物半身画。画中的主角，其神情笑貌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发型。有中规中矩的‘三七分’、有霸气侧漏的‘大背头’、还有青春时髦的‘乱披风碎发’等等。
对此，多尔衮只是气急败坏的回复了几个字：‘士可杀不可辱’！
就为这句话，使者们又展开了长篇大论，他们觉得这不能叫‘辱’，顶多也是礼尚往来。北境汉民都按照‘保命协议’剃了发，现在无非是顺其自然把头发长回来而已。
很明显，谈判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道理讲不通就用炮弹说话，这应该是优势方的特权。
等到使者们被安全的‘送’出盛京以后，张田林命炮营开火，强拆工作正是启动。
整个过程中，最卖力的应该是洪承畴，介于自己此前的差劲表现，他现在必须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活跃一番。以此来展现一直被深埋心底、几乎难见天日的‘大明忠魂’。
当然，干起架来不是光喊口号就行的。为此洪承畴不辞辛苦，在张田林忙着整编部队期间，特地命人从锦州城搬来了十五门‘红夷大炮’。
这种大炮的原型据说是荷兰产的船载火炮，具不可靠消息，万历48年，荷兰海船在广东近海沉没，明朝政府随即组织专人打捞，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共打捞上来近40门大炮。
工匠们认真研究了打捞上来的大炮后，改进了铸炮技术，利用铜和铁的不同熔点，采用铁芯铜体铸造法，造出了新型大炮。这种大炮相比于荷兰沉船上的大炮，重量更轻，管壁较薄，能容纳更大的炮弹。
这就是红夷大炮的来历，倒是跟佛郎机炮的问世十分相似。
据说在万历的爷爷执政期间，也就是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朝廷，并建议仿照。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天朝一向善于‘学习’并‘超越’，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就这一点，当今的‘伊万大叔’时常悔得肠子发青，因为当他们看着战机从头顶掠过，大概只能通过机身上的标志来辨别那个是‘SU27’哪个是‘J15’。
话说回来，虽然红夷大炮和弗朗机的来历相似，但威力和作用则大不相同。
就体量上来说，弗朗机应该属于‘蝇量级’的，而红夷大炮绝对是‘超重量级’。
简单区分的话，当城墙上的敌军看到有明军士兵两人一组用木架子抬着某根粗大且长的铁桶在奔跑，那肯定就是弗朗机了。
它的作用是负责把石子、铅弹像天女散花一样打上去，攻击城楼上探头探脑的有生力量。
与之相比，红夷大炮是扛不动的，得用车来推着前进。目标也绝不是人，而是那些厚实的城门。
毕竟，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只有两个法子。
一是老老实实地爬墙；二嘛就是破坏城门进去。
这两种办法一比较，似乎毫无争议，大家都喜欢第二种。可惜对守城方而言，凡是敌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讨厌的东西，必须严加防范。
于是大家可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每遇攻城战，攻击方能打开城门进去的，不过十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