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自己的命运，陈爱霖心里泛起一阵酸苦。
自己的命怎么这么渣？未及满月，娘就抛下他和爹走了，十六年了，一点信息也没有。爹也够痴情的，竟然再也没娶，一个人拉扯着他生活。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是他痴情的表证。
爹叫陈庆国，娘叫林红。
十八年前，陈庆国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当了青年书记。由于在部队上学了一手好二胡，一曲《赛马》征服了在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林红，两人相爱，未婚同居，于1978年生下了陈爱霖。生下陈爱霖之后不到一个月，正赶上知识青年回城大潮，也不知怎么，林红不声不响，抛下他们爷俩走了。
五年前，陈庆国当上了大队书记，先是承包了一个砖厂，赚了点钱以后，又在县城边上创办了一个造纸厂。
这个造纸厂生产瓦楞纸，做纸箱用的，主要原料则是农村遍地都是的麦秸。
麦秸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真没什么大用处，烧火吧太塇（方言，意思是太软），喂牲口吧牲口还不大爱吃，所以，除了当引火物或者和泥外，一般都堆放在场院里，很多都沤了。
所以，用麦秸当原料，是非常便宜的，基本给钱就卖了。
因为原料便宜，所以造纸厂非常红火，陈庆国挣了钱，就在城里买了两套楼房，一套自己爷俩住，一套则给爷爷和奶奶住。
后来，陈庆国见造纸厂的生意好做，就想着扩大规模，在县信用社贷了一百万，又建了两个车间，生意照样很红火。第二年，信用社催贷，当时的信用社主任许诺，先还后贷，陈庆国为了不影响生产，就从县里一个地下钱庄借了八十万加上从厂里抽出的流动资金二十万，还上贷款。
谁知道还上贷款以后，信用社主任说什么也不再贷了，说是上面有政策，要收缩银根。
而“地下钱庄”的日息高达1%，也就是说一天就八千块的利息，陈庆国当时想着随还随贷，利息高点也就高点，只要拿回贷款，也就三两天的事，利息不过两三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点钱还真不算什么。哪里想到信用社翻脸无情，说好的话不认了，信用社信用社，信用何在呢？
陈庆国急得什么似的，从厂子里挤出三十万还了地下钱庄一部分，然后再想办法四处挪借。可也怪了，所有的银行都不贷，以前与陈庆国交好的一些企业，也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钱庄的老板是个社会人，叫于一虎，外号“一撮毛”，陈爱霖清楚地记得，于一虎一脸横肉，左边嘴角有一颗黑痦子，而痦子上长了一撮毛，很长，更显得既吓人又恶心人。
社会人的心思咱不懂，但陈爱霖觉得他那一撮毛绝对是故意留的，明明能剪掉为什么不剪？那样不是好看一些吗？
于一虎天天派人盯着陈庆国，既不打也不骂，反正你去哪里，他们就跟着去哪里，你回家他们也跟着回家，你吃饭他们坐下就吃，不光吃饭，还要喝酒，喝完酒还耍酒疯，胡说八道，骂骂咧咧。
但是一到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走了，并不在你家里睡觉，但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又来了，比上班的还特么及时。
就像喝汤喝出只苍蝇，真是恶心死人了。
陈庆国那些日子明显消瘦下来，眼窝深陷，为了不影响陈爱霖，就让陈爱霖去了爷爷和奶奶家去住。
结果，有一天夜里，陈庆国死了。
陈庆国死的很蹊跷，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都在里面反锁了，就是用钥匙在外面也打不开，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指纹或者其它像毛发之类的东西，可是陈庆国却死在卧室的床上，脖子上有一道勒痕。
说是被人勒死的吧，现场没有任何脚印和指纹，再说，别人也进不去屋子啊？
说是自杀吧，但屋里却是连个绳头都没有。
说是中毒吧，经过尸体解剖，没有中毒迹象，而且也没有像心脏病发作或者脑梗之类的猝死症状。
警察经过大量侦察，却是怎么也破不了这个案子，后来给了一个结论：他杀，死因怀疑是被人勒死，但缺乏证据支持。
陈庆国死那年，陈爱霖十一岁，今年他都十六了，五年过去了，陈庆国被害案却是一直没有告破。
陈庆国死后，厂子被二叔陈庆军接手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的钱，把陈庆国住的那套楼卖了，还上了于一虎的钱，反正造纸厂在二叔手里重新焕发了生机。
陈庆国死了，陈爱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奶奶天天骂，一会儿骂林红，说她没结婚就跟儿子睡觉生孩子，是个害人精、大破鞋；一会儿骂陈爱霖，说他命硬，是个扫把星，打他来到世上，家里就没有摊上什么好事。
二婶李红娟对陈爱霖更是没有好脸色，骂他是有人生没人养的野杂种。被她带的，二叔的两个孩子，儿子陈宝，女儿陈花，见着陈爱霖就杂种杂种地叫。
一家人只有爷爷疼爱陈爱霖，骂了几回，见奶奶和二叔一家人一直不改，一气之下，带着陈爱霖回了三岔口村老家，靠着三口人的六亩地过活。
这三口人是爷爷、奶奶和陈爱霖，本来也有陈庆国的，但他一死，大队就把地收回去了。
爷爷也是倔强，二叔和奶奶几次三番让他回城，他就不回，二叔给他留下的钱物，都被他给扔了出去。
他教育陈爱霖：“做人要有志气，没有志气的人，再大的家业也能败光，有志气的人，哪怕现在啥也没有，将来也一定能挣下一份家业。俺霖儿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爷爷在的时候，爷孙两个相依为命，陈爱霖还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穿上一件暖和衣。可惜好景不长，回到老家不到一年，爷爷在夜里得了个心肌梗塞，撇下陈爱霖去了，临死连句话都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