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实在抱歉，突发事故，在医院忙了一整天，只写了一小段实在写不完了。先用搜集的资料填充下，明天本章会重新替换4500字，已经订阅的朋友不必担心。抱歉抱歉，万分抱歉，恳请大家原谅.，明天五更补上。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似乎就喘掉了。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赞成军阀割据，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转身而走，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
等到陈炯明叛变，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北伐结束割据局面，统一中国；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联省自治。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多么似曾相识。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
当年国民党的“核心三人组”，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影响也很大。随着宋死，黄争执，章出走，孙中山孤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就各回各家了。
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家都是忠肝赤胆，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岂不是应该舍小节、求大义吗？死且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谈不来的呢？
不团结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还入了基督教，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却近乎一片空白，在人的问题上，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仅够勉强糊口，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外加无数公务人员，负担怎么受得了？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继续征粮吧！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闭着眼睛选一个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是最糟糕的。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哭去。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他们两者之间，原来你是你，我是我，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悲催的事实：孙中山、蒋介石脚下的“六便士”——民国的土地上的人，物，结构，形态，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寻求治术。
那些传统治术，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
它们的土壤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
王亚樵作为斧头帮的掌门人，一般都是在幕后策划，很少亲身参与暗杀行动，而在他的手下中，最能干也是最神秘的，当属华克之。
华克之190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从私塾到大学，一直都是老师眼里的品学兼优好学生，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商人或者地方官员，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谁都无法将自己置身于那场风雨之外。
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华克之最先信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25岁的华克之还成为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
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华克之非常愤慨，怒斥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后来因“涉嫌通共”，华克之被逮捕，经过国民党左派元老的营救才出狱。
出狱之后，华克之来到上海，结识了几位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对蒋介石同样失望的知交，其中就包括王亚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克之认为，日本侵略者图谋中国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而蒋介石却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对日本采取纵容政策，因此必须要杀掉蒋介石，才能一致对外。
客栈前几天介绍过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故事，其实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刺杀行动中，真正的幕后总指挥，就是华克之。而且，华克之的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只是阴差阳错，让汪精卫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幕后主使是华克之，怒不可遏，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人头。
华克之为了躲避追捕，换过几十个名字和身份，小到商贩、记者，大到华侨巨商、国民党将军，都“扮演”过，这也让他得了一个绰号——“百变郎君”。
不过，经过了这次刺杀行动后，华克之也开始反思救国的方式，经过不断的考虑，最后毅然选择了加入我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党情报战线的元老潘汉年。
华克之本来申请去延安工作，但***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还是决定让他跟着潘汉年，在隐蔽战线工作。
华克之在这条战线上，表现非常出色，不断刺探日、伪军的军事情报，暗杀卖国汉奸，揭露蒋介石的勾结日、伪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克之还给新四军送了5车弹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在大后方，尚来不及接收华东地区日寇投降的装备，这些装备都被日本人锁在了仓库里。看到这种情况，华克之打起了将这些装备送给新四军的心思。
当时，华克之已经被派往解放区工作了，但是这到嘴的肥肉不吃一口怎么行，何况自己入党这么多年，马上就要名正言顺地公开身份了，弄点武器送给新四军，也算是一份见面礼。
于是，华克之化装成一名国民党中将，利用中间商人搭桥，从一个日军少将那里，搞到了几百箱弹药和200挺机枪，足足装了5辆大卡车。之后，他又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运到了新四军军部，这对当时缺少弹药的新四军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克之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活跃在敌后的隐蔽战线，立过不少大功。比如蒋介石有一份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由专人严密保管，却被华克之偷了出来，送给了华东野战军，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晚年时，华克之对改革开放非常推崇，但他也有一些顾虑，说：“倘不是年老力衰，我会乐意从事经济工作的。然而，我担心不少人会在金钱面前迷失自己。一个共产主义者，从精神上说，他富有天下；从物质上说，在人民还很贫困的时候，他应当固守清贫。”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与世长辞，走完了他96年的传奇人生。
扬子晚报记者在铜山区档案馆诸多资料中见到了刺汪当天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礼毕后，众人在第一会议厅门口摄影，就在此时发生了刺杀。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在摄影时他趁着人员拥挤秩序混乱，开枪击中汪精卫。由于很多媒体都在现场，包括《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中央社》等各家媒体记者均以目击者的身份作了详尽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汪精卫三枪全中。其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的脊椎骨上，惨叫声中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大乱。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孙凤鸣，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卫兵还击，孙凤鸣当场中枪被擒。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